逆水观澜
外交与国内政策调整：经济关联的持续弱化
特朗普第二次上任后，随即明确表示美国政府政策将发生重大调整。
自2025年1月以来，特朗普总统的外交政策调整导致美国与其最亲密盟友（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欧洲多数国家及北约）的经济关系降温，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转向俄罗斯，同时在加勒比地区打击所谓的贩毒分子。
做全球警察的收益下降导致其需要降低本国以外的支出（但盟友间经济合作的弱化直接影响美国农产品、高端制造品的出口市场，2025年上半年美国对欧盟出口同比下滑11%）
国内政策方面，政府推出了诸多吸引媒体关注的举措，例如加大驱逐出境力度（包括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便在街上抓捕人员）。
但就经济政策及成效而言，特朗普总统的行动可能已背离了其宣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该目标旨在实现低通胀、高增长与高就业率。
通胀高企与央行干预：政策公信力的侵蚀
当前通胀率持续维持在3%左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
然而，特朗普总统却一再猛烈抨击美联储，包括对其官员进行人身攻击，要求美联储更快、更大幅度地降息——尽管宽松货币政策通常会推高通胀。
他还声称有权以缺乏实质证据的微弱指控解雇美联储理事莉萨库克。特朗普已明确表示，下一届美联储主席将由他认为更顺从的人担任。
当总统不认可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时，便解雇了该局局长，这一行为破坏了该机构的公信力，而该机构所提供的数据是制定健全经济政策的重要基础。
当美联储独立性和数据真实性受到影响，数据开始变得不客观，而美联储使用不客观的数据做出不客观的调控，这放大了政府在对经济干预时的风险，这好比在黑暗里不开灯开车，你即看不到方向也不知道该使用的行驶速度。
这些举措均未降低通胀预期，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美联储独立性对于控制通胀意义重大的命题是真命题，那对央行的政治操控几乎必然导致通胀高于正常水平，（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央行受政治压力维持宽松，最终引发滞胀危机）
经济表面韧性与选民不满的错位，尽管美国经济保持了韧性，特朗普总统仍对美联储大加指责。
失业率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私营部门持续创造就业岗位，不过这些岗位大多集中在医疗保健领域招聘类互联网公司今年以来股市表现极为亮眼。
然而，从上个月的选举结果可以看出，选民对本届政府执政期内的经济状况感到不满。
普通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被承诺但是无法解决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当选，部分原因在于他承诺将帮助低收入群体。
收入财富差距：政策加剧的结构性失衡，之前美联储11月会议纪要显示美国消费群体整形成K自型。
但在其第二届政府执政期间，收入和财富差距不仅持续扩大——其推行的政策还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差距，K字型消费结构也日益凸显。
K字型上方群体和下方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不同，下方群体明显消费对社会总收入更敏感，收入和财富增速差距放大了消费主力缺收入、高收入群体少消费意愿，直接导致社会总需求疲软，进而传导至产业端，拖累依赖大众消费的行业，引发产业增长活力下降、抗风险能力弱化的连锁反应。
民生成本攀升：基础支出的压力凸显，通过医保交易所购买保险的（低收入）人群，其保费大幅上涨。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前身为“食品券”计划）在近期政府停摆期间遭到大幅削减——这是本届政府的蓄意之举，其在法庭案件中辩称拥有相关权限。
电力成本——对于这个寒热极端的国家而言，电力是生存必需品——在许多市场大幅攀升。房价居高不下，住房对许多人来说越来越难以负担。
政策失效分解，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政策失效：未能缓解的民生负担，总统在贸易、移民、税收及人工智能方面的政策，并未降低这些生活成本。对美联储或移民的痛斥同样无济于事。
关税与减税：逆向调节的经济影响，雪上加霜的是，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税收——且对低收入美国人的影响尤为沉重那些本就难以支付账单的家庭，如今面临的经济压力进一步加大。
特朗普“宏伟壮丽法案”中的减税政策，几乎全部流向了本就家境优渥的群体。
股市繁荣的分化效应：财富集中加剧，股市繁荣或许吸引了媒体和总统的大量关注——但仅约60%的美国人持有股票，且大多数低收入美国人几乎不持有或仅持有少量股票。股市上涨的绝大部分收益都流入了最富有的美国人手中。
美国低收入群体在401k计划和股市参与上的双重弱势，是“机会不平等”与“能力不平等”叠加的结果，前者体现为雇主福利的覆盖不均，后者则是收入微薄、可支配资源稀缺的直接反映。
可能这种举措是想借鉴英国，通过吸收高净值人群来为国家提供足够的消费和民间投资能力，但美国与英国不同，高净值人群的消费和投资多集中于高端领域与金融市场，难以带动零售、制造等依赖大众消费的实体经济复苏，反而会进一步加剧“机会不平等”与“能力不平等”的叠加效应，最终与“提振整体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初衷背道而驰
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行为的抑制因素
除了收入和财富差距扩大之外，普通美国人还在应对特朗普总统一系列举措造成的高度不确定性。4月“解放日”当天，新宣布的关税不仅税率高昂且覆盖范围广泛，随后被暂停实施，之后部分关税经谈判下调，而另一些则被任意提高。美国与中国先是爆发贸易冲突，随后达成了一年的休战协议。
此类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扩产和招工都受巨大到影响，同时并未达到鼓励企业进行投资、招聘员工或提高薪资水平的效果。
人工智能的经济悖论：就业替代与成本推升
此外，尽管人工智能被炒得沸沸扬扬，其当前产生的经济影响主要体现为用于数据中心和芯片的资本支出。这类支出为部分劳动者创造了优质就业岗位，但由此建成的基础设施自动化程度极高，每个数据中心可能仅需雇佣100人左右。
对于许多企业而言，人工智能的短期应用主要集中在自动化领域——这意味着就业岗位将减少，再者，所有这些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正推高全国的电力成本。
总结：政策路径与民众期望的持续错位
对不平等的不满、“被抛弃”的失落感以及社会两极分化，在2016年及2024年特朗普的当选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尽管第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因新冠疫情的冲击而中断，但该政府在减少不平等、广泛分享发展机遇方面几乎毫无作为。
特朗普第二次上任时准备更为充分，决心推行一系列既定政策。但就经济层面而言，这些政策似乎更有可能给大多数美国人带来更多失望与挫败感。
K字型消费结构固化压制总需求——低收入群体消费占比高但购买力萎缩，叠加实体经济与股市繁荣的割裂，形成“需求不足—企业观望—就业疲软”的循环，削弱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消费因“K型”分化而疲软，增长过度依赖资产泡沫，增加经济脆弱性，长期将拖累生产率和竞争力。
短期靠财富集中带来的资本流入维持阶段性强势；长期来看，经济增速差收窄、减税导致的债务风险，以及美联储独立性受损引发的政策锚缺失，共同侵蚀美元信用基础，加剧指数波动，与美元霸权依赖的“经济强势—世界警察—货币坚挺”逻辑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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